2025年4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光炜老师在南光122做题为《当代文学史料两则》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徐勇教授主持，景欣悦助理教授与中文系本、硕、博学生共同参与。

程光炜教授以“材料改变叙述”为核心命题，指出这一学术现象虽当前仅在局部领域显现，但其对历史叙述的重构潜力不容忽视。他以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为切入点，阐释该书如何通过个体记忆与历史细节的交织，在苏联引发对过往历史的重新审视，凸显文学史料的动态性对历史认知的深层影响。他进一步将视野转向中国文学场域，认为 20 世纪上半叶现代文学研究中，新材料与新版本的不断涌现持续推动学术范式更新，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当代文学研究。史料的发掘与再阐释，正是打破既有叙述框架的关键动力。

在具体论述时，程光炜教授结合具体案例深入讲解。他列举了丁玲、陈企霞主持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事件。长期以来，在文学史的叙述中，丁玲等人常以“受害者” 的形象示人。然而，通过深入挖掘相关资料，程光炜教授发现了被隐藏的真相：当时他们也曾扮演“加害者”的角色。这一颠覆性的发现，极大地冲击了他们在文学史中早已固化的形象。另一个例子则与作家邓友梅有关。邓友梅曾对赵树理作品提出批评，这一行为与大众印象中作为“归来作家”的他大相径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归来作家”群体的固有认知。

谈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特殊性，程光炜教授强调，相较于已形成历史定影的苏联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不过，他认为“材料改变叙述”作为一种探索路径，能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启发。他提到张均利用地方档案馆史料分析红色文艺接受情况的研究成果，强调当代文学材料建设还有很大拓展空间。对此，程光炜教授表示，当代文学深度介入社会活动，包含诸多复杂因素，研究时需要历史的距离。就像苏联学者对本国二三十年代文学史实的研究，在历史拉开距离后，才能更客观地阐述文学史。

在交流环节，就学生提出的关于没有作家年谱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程光炜教授认为应先做具体的研究，然后才能进行全面的研究。讲座最后，徐勇教授总结到要正视历史的复杂性，既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又要辩证对待历史。他特别强调，史料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石，唯有深耕学术史并结合文学批评的双重维度，方能构建更具说服力的历史叙述。

程光炜教授的此次讲座内容丰富、观点新颖，为同学们提供了宝贵的思考方向和研究思路。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图/文：周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