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下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云龙老师应邀来到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南强二303教室作了题为《后结构主义之后的跨文化研究：从批判“压抑假说”开始》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中文系比较文学教研室和“海洋文学与跨域文明研究”团队联合主办，李婷文助理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师生参与。

讲座从比较文学研究范型的演变切入，在学理与历史语境的双重脉络中，勾勒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折轨迹。周云龙指出，韦勒克当年坚守新批评的文学性立场，意在对抗欧洲民族主义的政治冲动；而随着外部研究转向开启，后结构和后殖民研究也逐渐提上日程。在理论的层面，周云龙以索绪尔与德里达的对照来标定这一转变，并引申出萨义德的《东方学》这一转折中的典范之作——它在根本上承接了后结构主义对语言透明性的质疑。

周云龙由萨义德、福柯和后结构哲学的对话出发，对“压抑假说”进行批判和超越。通过引用福柯历史研究的鲜活案例，他强调，当文化禁忌的话题被巨细无遗地言说，其内容反而变得空洞，权力由此实现对生命的掌控。“我要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会受到压抑，而是为什么我们会说自己受到了压抑？”福柯的这一质询，直指“压抑假说”的命门。

将这一诊断移入跨文化研究领域，周云龙揭示了其深刻的症候：跨文化研究意义上的“压抑假说”预设了某种本真的民族特性被西方制造的东方形象所压抑，研究者的使命则是将这本真从西方的形象生产中解救出来。然而，这种学术冲动在实践中恰恰落入了福柯所批评的陷阱。批判沦为了固定程序，抵抗被悄然收编。那么，后结构主义之后的跨文化研究应当向何处去？周云龙提出了一条方法论的实验路径：从符号学转向“符号—物”的触感表层。他以欧洲文艺复兴文学中的“中国知识”为例，展示了这种表层性、感觉性所具有的干扰性与破坏性力量。此外，从情动理论出发推动研究，也是他设想的另一条可能路径。

讲座结束后，现场听众就语言符号的表达困境、“压抑”概念的来源、创伤记忆与人道主义、情动理论概念等问题与周云龙教授展开热烈讨论。整场讲座学理密度极高，不仅回应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领域的深层焦虑，更从理论根基处为批判性知识生产提供了重新出发的契机。

文、图/仲靖烨

责任编辑/张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