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中文系列讲座――西方传教士编撰的闽方言文献的挖掘与研究           ★★★ 【字体:
采贝人的感谢

  发布时间: 2011-03-13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907

              朱碧森

    写这篇小文章,是因一篇“写给《采贝》三十年”的文章引起的。作为当年采贝诗社和《采贝》诗辑的当事人之一,本来从未想过要为此写点什么,那实在是过眼云烟人生的一缕飘逝已远的轻烟而已。

    只因母校厦门大学九十诞辰,校、系和班级都有征文活动,热心的同学E-Mail来了征文信。于是上网看看,看到外文系77级郑启五学兄的一篇有关“采贝”的回忆文章。这文章原先是以《厦门大学一套尘封的油印诗刊》发在他的博客《郑启五品茶》中(标注日期2010-06-01),其后,发表在厦门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专题网站时改题为“写给《采贝》30年”(标注日期10-08)。意外地,在郑启五博客文章后,有中文系78级学兄李以建的跟贴《一则往事》,谈及一九九二年时选编《采贝》诗作结集出版之事。还附有《编者后记》。厦门文学主编谢春池在《新时期厦门文学成就综论》中,评论说:“必须提及的是整个80年代,厦门大学采贝诗社对厦门诗坛的贡献,数十位青年诗人以他们各种风格的作品丰富了厦门诗歌。如果他们成了厦门诗坛的主流,厦门诗歌的现代风貌会提早10年形成。”

    更意外地,上网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的作者姜红伟,在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校园诗江湖风云人物备忘录》中,将我的名字也列入其中。杨锦、杨川庆选编的《当代大学生散文诗选》也收了我的作品。我至今不知道收录的哪篇诗作。记忆中,大学四年,除了向家乡福建三明的同仁刊物寄过稿外,其余都发表在《采贝》和《鼓浪》,看来《采贝》还有一定影响。这更促使我启开尘封的记忆,记录点当年催生、支持“采贝”和为“采贝”作了许多实务贡献而不被人知的人和事。

    记得一九七九年秋入厦门大学中文系后,或许因为入学前在报刊上发表过诗文之故,先被推选为79级二班宣传委员,主要任务是编黑板报、墙报,后又入系学生会任宣传委员,并忝列中文系主办的校文学刊物《鼓浪》编委。二年级时,中文系的老师考虑77级同学过一年就要毕业,78级毕业时间也只相隔半年,《鼓浪》的具体编务就交由79级负责。

    初时与79级一班的纪华强合作编黑板报,一人负责内容,一人负责美工。为了版面活泼些,将自己的小诗做补白,也就有点诗名在外(这里,要特别感谢纪华强同学,美术设计极富美感,直至编毕业纪念册,我们四年的合作默契无间,还得过全校黑板报评比第一名)。一天,78级的傅卓洋通过我们班的王中找到我,希望777879三个年级喜欢诗歌的同学组织个诗社。据当时《采贝》编委之一78级研究生俞兆平回忆,最初应该也是傅卓洋跟他联系。《采贝》诗社之诞生,卓洋的“上窜下跳”,当颁以首奖。最近与兆平学兄通电话,他谈及最初的加入者在学校上弦场开过会。第二次,为取名在南普陀背后五老峰上的一块大岩石上讨论,兆平兄提议,学校在海边,就取名“采贝”,获通过。

    《采贝》诗集第一、二期,应当如启五学兄在文中提到,起初是油印报纸型的,我也依稀有到中文系办公室借油印机之印象,否则不会有后来的合刊重印。但问起几位同学,都说没印象了。我认为最有可能担当刻钢板任务的同学,也未能给予肯定。只好留待知情的同学来披露细节或纠正我记忆的错误。

    《采贝》能由手刻钢板油印转变为打字油印成册,我想我对此的记忆是准确的:有一天,系里通知我到映雪楼中文系办公室,见到的是中文系的两位副主任,负责行政工作的庄明萱老师和负责教学业务的黄拔荆老师。他们告诉我,系里有一笔钱,可以拨给《采贝》,拿去请打字社打字出版。还建议《采贝》作为《鼓浪》的诗歌专辑。系里的这个决定,可以说决定了《采贝》其后的命运,使之不致夭折。改版,健全了《采贝》的体质,我估计,如果仍是手刻钢板油印,很难持久办下去也难以保存,改为打字版后,激发了中文系和外系同学创作和投稿的积极性。冠上“鼓浪”的“帽子”,为《采贝》撑起了保护伞。中文系负责老师的先见之明,很快得到印证。不到一年时间,由北京至全国的高校,有所谓“清理地下刊物”的举动。当时在同学中流传的几本知名的大学生刊物都停刊了。有一天,系里通知79级同学开会,内容是传达全国高校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去开会时,我感受到了同学关切的目光。依我对中文系负责老师的了解,我心里倒也坦然,最多《采贝》不办了。没想到的是,在传达上级精神的过程中,作报告的老师特意郑重宣布,《采贝》不属于“地下刊物”,是经过中文系批准的。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哪位老师,我有点模糊了,在场的可能有系副主任庄明萱和时任系总支书记的吴秋滨老师。其实,采贝诗社成立前未申请,成立后也未报备,完全由对诗歌有兴趣的同学自发组成。发表的作品也没被要求送系里审查,由学生自行定稿。中文系的老师乐观其成,第一、二期还是手刻钢板型态时,系主任郑朝宗、系副主任黄拔荆,还有余纲、赖丹老师等就应约来稿以示支持。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屈就在学生油印刊物上发表诗文,所给予我们的力量无以言喻。至今,我仍深深感佩母校厦门大学开明开放的校风,感激大学四年所接触到的老师与人为善、保护学生的情怀。从我入大学前至毕业后的社会经历,碰到类似的事,往往见到三种嘴脸:好一点的,停刊了事,省却麻烦;差一点的,至少撇清自己的责任;最差的,借机弄出点整治成绩以表功。而将责任揽上身的毕竟不多见。由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不愧为“南方之强”,不输北方名校,后者占有地利之便,较易沾上光环而已。毕业后在北京工作,接触不少那里的毕业生甚至去招过工,感觉不过尔尔。厦大的同学让我觉得更为实干,更有内涵。当然,也许这也是个缺点,不图虚名因而不争强好胜,较难冒出头。

    说到这点,要提到先在芙蓉(四)二楼204房后搬到一楼110房都与我同宿舍的三位同学:王中、林志民、林坚,姑且称他们“三剑客”。三位都喜欢诗歌,可说形影不离。其时朦胧诗派刚在中国诗坛出现,撼动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贯的诗风,而代表人物之一舒婷就住在厦门。他们时常去拜访舒婷,听他们回来说哪位新冒出诗坛的年青诗人来厦门了。我也曾跟随他们去过舒婷在鼓浪屿的小洋楼一、二次,还与舒婷的先生擅写诗评的陈仲义交谈过。《采贝》的编务由79级承担时,每期皆由他们三位和我一起到学校打字社送稿、校对。印好由他们取回分发,两三年未间断。那时应当也有送学校图书馆,可能被同学借阅走了。差不多同时,《鼓浪》改版为铅印,也由“三剑客”陪我到校外印刷厂送稿、校对、取书。三位性格迥异,但在这件事上,同样的负责认真。我印象中,经他们校对后,很少发现错别字。《采贝》依《鼓浪》之例,每个年级派一人为编委,初期有78级研究生俞兆平,77级温再兴,78级周俊祥,79级朱碧生,因傅卓洋不可替代的作用,78级多列一个编委,并以他为稿件主要收集人。那时大家都对虚名看得很轻,未封社长、主编什么的。中文系每个参加采贝诗社活动的人乃至每位同学都是编辑,都乐意接收外系同学送来的稿件。最初的编委名单,我最近才发现只在第一期刊出过一次。王中、林志民、林坚“三剑客”的名字,直至77级、78级的同学毕业离校后,才在79级负责编辑的最后一期第10期,与80级、81级的同学一起出现,并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还自动降格为“本期编辑”,未用“高级”些的“编委”字眼。林志民第一期就在《采贝》发了作品,王中、林坚前几期也有作品,只是爱用笔名。如果没记错,第二期署名愫愫(像不像女孩名?他可是真正的爷们)的就是王中的大作。我如今有点后悔,当时如果积极些向外推荐,会不会更多有才华同学的诗作面世呢?毕业后到北京当了近十年副刊编辑乃至主编,倾向从基层来稿中发现有潜力的作者,也没主动向同学约稿。同学们似乎保留着大学时代的真纯,从未给过我发稿的压力。比之某些江郎才尽却写来长篇大论因未及时刊登而通天告状者,我的同学们实在太可爱了。

    “三剑客”协助我做些花时间无收益的公共事务,并非自编辑《采贝》、《鼓浪》始。大学一年级时,学校《厦大通讯》复刊,由77级的郑健负责,也许考虑到我们刚进校不久,比较有闲暇,郑健拉我做编辑。郑健点子多、放进些明星介绍、流行歌曲等软性内容,很受欢迎,不仅在校内发行,还到厦门剧院前等市内热闹地点叫卖,我也拉上了他们三位。当时有化学系同学在学校布告栏贴大字报,批评此举丢大学生的脸。我们都不以为然,记得林志民还继续将报纸拿到学校宿舍向同学售卖。在此亦要谢谢郑健同学,这半年多的经历,让我熟悉了从编选稿件到跑印刷厂一整套流程,也与同班的“三剑客”培养了十足的默契。

    王中、林志民、林坚三位同学,给予我的帮助不仅仅是编务方面的。他们也许至今不知道,在诗歌创作上他们给予我的刺激和推动力。

    最早让我与诗歌的结缘,是无书可读时对毛泽东诗词迷恋,并因此喜欢上古诗词。从朋友处借得《唐诗宋词三百首》,一个下乡福州知青借我《韵谱》手抄本,开始学写古诗词。觉得受限,转写新诗。上大学前,看过一本五四以来新诗选,外国的仅俄国普希金和美国惠特曼的诗,国内后来公开出版的工人诗人李学鳌和张永枚的诗。一本欧美诗人的手抄本,79年进大学后还在抄。没有书可看,甚至连我哥哥读邮电学校的课本都拿来啃,还依样画葫芦,将他留在家里的电容器、电阻等零件不管型号对不对,拼装成收音机,竟能收听本地的广播。营养实在不良,胜在还有激情。写的诗爱用排比句,接近朗诵诗。校庆六十周年时,中文系老师嘱我作一朗诵诗,经修改后由77级同学在校庆晚会上朗诵。此次翻阅《采贝》,发现竟还有《大江颂――献给党六十诞辰》是本人抓刀。这类诗,写来尚觉得心应手。进入大学,顿觉尴尬。一来是年龄上的尴尬,79级大学生的组成可说绝无仅有,77级、78级皆是老三届、老五届中学毕业生,年龄偏大;80级都是应届中学毕业生,年龄偏小;唯有79级,那一年是十年之后第一批应届生入大学,亦是老三届、老五届最后的一次机会,年龄最大与最小的,相差将近十岁。那时有个口号“把耽误的十年追回来”,我却深信时间补不回来的。诗歌创作也面临尴尬,朦胧诗的兴起,带来诗坛的嬗变。看着同班年轻的同学如王中他们写出来的诗,灵动清新,没有因袭的痕迹,一开始就有丰富新鲜养份的浸润。自己非改变不可,却又有多少重负要摆脱。看了些意象派诗歌和理论,又看了波特莱尔的《恶之华》,以丑为美,很受震撼,尝试着写了《请不要爱我》等小诗。这种诗写起来很费劲,甚至有点痛苦。想想刚入中学就不读书,还和几个同学回小学贴母校校长老师的大字报等作为,真觉得反思历史、反思社会要从反省自己开始。当时有人对这种诗不理解,提出批评,那是自然的反应,一个民族要人人有自省的意愿,有点强人所难了。感谢年轻的同学带来纯洁的清风,带来青春的活力。同班的李清同学曾写了一首诗《给年长的同学》,大意有“不要忧伤,时代的列车正向你们招手”,羡慕年长的同学较多的社会经历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读后,挥笔回了副题为“答年轻的同学”的《礁石的歌》,以礁石自况,“一半埋在海中,一半挣脱出海面,给大海戳一个缺口”,布满斑痕的礁石,坚守自己的位置,不也是对生活、对信念的坚守。考虑到两首诗较长,未收入《采贝》,放在《鼓浪》了。

    当时的采贝诗社是一个开放的团体,没有章程,没有组织,没有入会制度,全校对诗歌有兴趣者,都可以参加活动。那时的聚会,如厦大同学一般的郊�无异,登五老峰,逛鼓浪屿,�植物园,野餐,跳舞,�戏,唯一不同的是即兴作诗。《采贝》也持开放宗旨,全校学生皆可投稿,即使是第一次习作,有点新意,也可刊发。除个别字句,尽量不删改,保持作者原意。诗歌形式兼容并蓄,有外国诗歌翻译,同学中喜欢古诗词的不少,印象较深的80级林彬和79级高琴两位女生,诗作颇有李清照遗风。《采贝》还出过古诗词增刊。

    拟将经手编辑的《采贝》正式出版,获多位同学赞同和帮助。写本文以为后记,题“采贝人的感谢”,真切地醒悟到生命无常,感谢要尽早说出来。感谢所有的采贝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一起度过采贝的日子,快乐的时光;感谢四年大学时期,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也不管认识不认识的,给予“采贝”宽松的生存环境和关爱。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在上大学前,给过我指导的曾任职家乡三明文联的范方老师、刘登翰老师;从自然来稿中编发过我的作品的《福建文学》诗歌组的陈钊淦老师、朱谷忠老师以及福建日报副刊不知名的老师 ……

    我们仍然是赶海的孩子,在沙滩上苦苦寻觅……                                              

201138日於美国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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