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中文系列讲座――西方传教士编撰的闽方言文献的挖掘与研究           ★★★ 【字体:
我的母校我的家

  发布时间: 2011-03-03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929

 

                     中文79级 汪 舟

 

厦大对我而言,意义特殊。我父母是厦大老师,我是人们所说的厦大子弟。我生在厦大,长在厦大,上大学也在厦大。可以说,厦大不仅是我读书的校园,更是我生于兹长于兹的家园。也因此,厦大的一草一木深植在我的心田,厦大的气息伴随着我的生命。无论我身在天涯还是海角,厦大都是我心灵之舟归航的航标、停泊的港湾。

厦大依山傍海,是被誉为“海滨花园城市”厦门的园中园。海边,沙滩,涛声,凤凰花,三角梅,夜来香,南普陀、五老峰,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符号,构成了厦大不同于其他高校的独特魅力。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如仙境般的校园里度过的。最早是上厦大幼儿园,接着又在厦大边上的东澳小学上学,文革时期校名改为“七二七小学”。小学紧挨着南普陀,实际上学校就是寺庙建筑的一部分。那时,寺庙不对外开放,每当下课,同学们就从边门进入寺内玩耍,整个寺庙的庭院、回廊都是我们的世界,众多妙相庄严的菩萨陪伴着我们。在这里上学的小学生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厦大幼儿园的同学,后来很多人又成为中学的同学,甚至又成了厦大校友。这是很难得的缘分。小学后来迁离南普陀,改名为演武小学。

上世纪70年代初,我父亲下放到农村,全家也跟着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两年后,政治气氛稍有宽松,开始落实政策,我父亲被调回厦大,全家又跟着回来。厦大许多被称为“下放干部”的老师,也陆续从农村、干校调回学校。当时,厦大学生不多,好像就有一些工农兵学员,所以学生宿舍被安排给了这些调回来的老师住。我记得芙蓉四住满了“下放干部”,每家住一间宿舍。我家住三楼。住在这栋楼里的中文系老师有郑朝宗一家、应锦襄一家、洪笃仁一家、姚慈心一家、石文英一家、路家琳一家、石文年一家,等等。芙蓉四当年是中文系老师的“集中营”,后来又成了中文系男生的宿舍,这也是缘分。

那个年代,老师们的“臭老九”尾巴还没甩掉,政治待遇、工作待遇、生活待遇都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这些厦大子弟年少无知,却是快乐无比。在这个大家庭中,孩子们相互串门,一起玩耍,其乐融融。最有意思的是,每家都在门口的走道上摆放煤炉灶台,一日三餐锅碗瓢盆的声音,炒菜炖汤散发出来的香味,充满了楼道,尤其是逢年过节就更热闹。我好像天生喜欢烹饪,于是常跟左右邻居的老师学做菜,日久天长,我也是下得厨房的好手。我就曾跟应锦襄老师学做蛋糕。老师教我把十几个鸡蛋搅拌后撒进一些面粉,加入白糖,再反复搅拌成泡沫状,然后放进烤箱烤,出来就成了松软的蛋糕。

再后来,厦大老师的住房条件改善了,大家也就陆续搬出去住进了新家。

我就读的中学是厦门三中,也叫华侨中学。这是离厦大最近的一所中学,厦大子弟大多都集中在这里上学。由于厦大子弟的家学条件相对好些,所以到了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年,厦门三中高考升学率在厦门是最高的。我也考进了厦大中文系。

大学生活,最难忘的是师恩,最珍惜的是同学的情谊。当年,中文系的老师们真是像辛勤的园丁那样,倾注全部心血爱护着、培育着我们这些花草;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堂下,老师们以各种方式向同学们传输文化知识,讲授治学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使我们受益终生。

我们的系主任郑朝宗是学贯中西的著名教授,记得他很推崇钱钟书和周振甫的学养,影响所及,很多同学都去读钱钟书的著作《围城》、《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注》,甚至是《管锥篇》,以及周振甫的著作《诗词例话》等。应锦襄老师讲授现代小说和西方小说,视野开阔,生动有趣。她心态年轻,好客善谈,她的家里也是我和一些同学喜欢去的“文学沙龙”。林心宅老师讲授文艺理论,他跳脱传统的标准模式,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多方法去审视评论文学作品,受到了许多同学的追捧。

庄钟庆老师是个很生动的老师。他不修边幅,自行车车座被小偷偷了,他可以一个学期都骑在车的后架上上下班。他教学极其认真,总是准备许多参考材料,并亲自到印刷厂打印出来发给同学。有一次,大概是印刷厂工人没把他的讲义材料印好,他和工人师傅争执起来,正吵到不可开交时,工人师傅突然冲到他面前,抓起他的衣服往脸上抹了两把,他一惊连退两步,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工人师傅一脸无奈地说:“你口水四溅,喷了我一脸!”

庄钟庆是茅盾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他鼓励我选修他的课,并精心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从参考书目、写作提纲以及各家研究者的观点、当前的研究状况等,他都非常认真地加以指导。后来,他还把我的毕业论文《茅盾短篇历史小说的独特性及其贡献》推荐到《茅盾研究》上发表。

大约在大三的时候,我写了一篇《鲁迅“鹭华月刊”注条考释》的文章。当时,我得到了柯文溥老师的指导。这篇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史料,后来刊登在《福建新文学史料集刊》上。我到北京后,与鲁迅博物馆馆长陈漱渝有交往,他对这篇文章也给予好评。

1983年夏我从厦大中文系毕业来到北京,在全国台联创办的《台声》杂志任编辑。当年10月,郑朝宗老师就给我投来一篇稿子《怀王梦鸥先生》,我很快便把文章刊登在杂志上。1985年初,庄钟庆老师也给我投来一篇稿子《读苏雪林的<关于茅盾>》,我也编发了。我深深知道,中文系的老师是在以这种方式,关心、支持我的工作。我现在在国台办主办的《两岸关系》杂志任主编,厦大的陈孔立、刘国深、邓孔昭等老师也都有投稿支持我的工作。

前两年,应锦襄老师来北京访友,特意找了几位同学相聚,也点了我的名。她见到同学时,还是那么亲切,还是那么开朗善谈。我和李清还专门陪她到当年曾与张爱玲齐名的老作家梅娘家做客。师生的情谊,常常在一通电话、一张贺卡、一封来信、一次见面……传递着、延续着。

在北京,厦大的校友众多,中文系的系友也很多。前几年,中文系78017901的同学联合举行过几次郊游聚会。20105月初,7901的同学连带家属在怀柔红螺山庄,举行了一次很成功的大规模聚会,来自母校的林丹娅、黄星民也参加了聚会。“厦大”是一条纽带,维系着所有厦大人。

“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厦大――我们共同的名字。厦大――我的母校我的家。

 

汪 舟

20113月写于北京卧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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