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中文系列讲座――西方传教士编撰的闽方言文献的挖掘与研究           ★★★ 【字体:
因为我是学中文的

  发布时间: 2011-03-03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612

 

赖雄麟

 

当年报志愿选专业,对于五花八门的专业名称,大都是陌生的,根本不知其为何物?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大致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两个中学最喜欢的语老师都毕业于这个专业。由于我历史考了98分,历史老师希望我去学历史,也许他对考古学情有独钟,劝我最好报考古专业。语老师用一句话就把希望的火苗扑灭:“考古专业整天跟出土文物打交道,很没意思!”不过,我仍把考古学放在第二志愿。

说实话,对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内涵的大致了然,在我们的一二年级时,就已经实现了。到了三四年级,因兴趣不同,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在我印象中,7801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要多于选择语言学的。但毕业后,真正将自己所学的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却仅寥寥数人,甚至加上像记者、编辑这样专业相近的从业者,也并未占据多数。记得在80年代中期,重艺兄写信找我,并宣称我们是7801唯二搞德育的。尽管所谓“德育”教学,已与本专业有一定距离,但我和重艺兄其实也可以算是“专业相近的从业者”。尽管7801大部分人所从事的行当与所学有一定距离,或政,或商,或文,或武,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事风格、为人处事等,或多或少,均透出点中文专业出身的某种特质。譬如,官至副部级的许又声许大官人,即便是在庄严的公开场合演讲,那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激情仍然按耐不住。

从这个角度上讲,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涯,除了完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构建和基本能力训练,在我们身上还留下点别的东西。这些东西应该不是实体层面的,而是精神性层面的。这些东西铸就了我们的一生与我们不同类别人们所区别的那种特质,使我们即便是在完全不使用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仍然在支持着我们在奋斗。我有时在想,这个东西它一定是附着在专业知识与能力训练之中,在我们不知不觉中铸就的。可在职业生涯中,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支撑作用,甚至比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还大。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专业精神”,具体到我们专业,我们7801,或许可称之为“中文精神”、“7801精神”。这些东西既有用,又没什么具体作用。说其有用,是因为它基本上锁定了我们的行事风格,决定了我们所谓“学中文的人的臭脾气”;说其没具体作用,是因为它不像知识和能力,可以在生活工作中直接发挥作用,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直接的实际效益。譬如说品味这东西,尽管人人在追求高品位、高情趣,但它在生活中却毫无用处,却老让人觉得就你比我们高明,就你和我们格格不入。

这些臭毛病简直害惨了我。譬如说,年轻时谈恋爱,陪女朋友看电影,总是会发生因你常常发出对正在欣赏的电影的批判性言论而扫女朋友的兴。最惨的一次是我对女朋友说某某正在热映的印度电影如何不合理何如不好看,正巧未来的岳母单位发了这部电影票,老太太看完回来之后便组织全家声讨我,说这么精彩的电影被你说得一无是处,害得我差点没看上云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人前说某部电影好看哪部不好看,因为事实已经证明我的欣赏水平不行,起码是与大家格格不入。

再比如经过一段时间历练,你突然感觉到自己要比别人敏感些。刚开始我还有些得意,因为你比别人敏感,就可以比别人早一步适应工作环境,干起事来比别人顺手。就学术研究而言,敏感也比别人更容易察觉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出成果比别人快。但在与人相处方面,比别人敏感却常常给你带来的是尴尬。譬如,领导正不厌其烦地布置工作,教大家怎么做,可你早已明白了,常常会忍不住插话,替领导把工作布置了;有时领导只是放个空气球在试探你,还没把话说明,可你已经跳起来了,抢先把态度表了。这个致命的弱点就必然使得你在职位的竞争中始终处于下风。还有更糟糕的。与同事、朋友、亲人相处,讲的是相互容忍,容忍在一定意义上必须做到视而不见,或者对某些你认为不合理而实际上又有些合理的东西视为常态化。但对我们来说做到这一点又是何其不易――因为你比别人敏感,当然首先察觉到的是别人的缺点,在大家觉得一件事已被粉饰的完美无缺时,这时候出来大煞风景必然是你,因为你向大家指出了别人极力想掩饰的那些缺点。还有,你可以很容易地与一位女士沟通,取得她的好感,和你相处;到了这个阶段你仍然是成功的,但下一个阶段必然是失败在等着你,因为常态性的生活使得大家放下平时必要的伪装,充分将缺点展示出来。敏感性强的特点使你做不到生活中必要的容忍性,而使你常常以“应当性”来要求对方。因此,在激情消失之后的相处,往往冲突多于温情,最后使得家庭生活的乐趣荡然无存。也许我们不应该把敏感这种特质的获得归罪于专业教育,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看,有些人天生较为敏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但中文专业的学生整天在大量关乎人性、情感的文学作品的浸泡中,就必然地提升这种敏感度。在与一些搞音乐和美术的人相处中,我发现其实艺术类的人士就感觉而言比我们更甚。后来我明白了,如果他们没有那么好的感觉能力,就无从去感受着大千世界的种种细微的变化,当然也就无法创造出全新的艺术形象。当然,他们也往往比我们更难相处,寻找和发现生活乐趣的标准比我们更高。

我们的另一个与众不同的毛病就是矜持,似乎是中国文人都有这样的特点,学中文的大概也算是个文人吧。前些年大肆鼓吹经商的时候,舆论界曾经讨伐过这种所谓的“文人不谈钱”的毛病,那时我们还年轻些,没有多少社会资本,觉得那时在谈别人,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可有朝一日突然绝望地发现自己也沾染这样的病症,主要是:既不想勉强别人,更不愿勉强自己;既不愿意张口求人,更不愿向别人送礼;招呼客人以我为主,很不周到;在名和利的问题上,没有那种拼刺刀的精神;领导的赏识你偏偏要表现出所谓“宠辱不惊”,而不是感激涕零等。当然,矜持也有很多好处,我们因矜持而显得文雅,也许,正因为我们矜持,在这个混沌时期可以保全自己。

矜持确确实实是传统中国文人遗留下来的臭毛病,更确切地说中国文人精确理解世界把握世界的自信心和从容处事生活态度的适度表现。自私学兴起以来,中国文人一直在扮演者推动历史前进、创造文化价值的主力军,文人把握世界的方式,是讲究方寸之中显现大千世界、“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所以他们完全有自信自己来规划自己的人生,按自己的步子从容生活。春秋诸子不乏周游列国,但有一点是可定的,那就是他们不是去求官,而是让诸侯请他们去做官。正是因为他们自信,所以他们从容,显现在为人处事的分寸感上,便是矜持。为什么说是一种适度表现呢,因为矜持的夸张,便是执着,而它的极端,便是执拗。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把握世界的自信和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应表现为一种潇洒,怎么能理解为矜持呢?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的哲学源泉,应该是庄子的对“无所待”的理想追求。但是“无所待”的理想严格地说,是一种哲学理想,而非生活理想,因为庄子的“无所待”所追求的是一种自根自本、无所约束、无需依托的绝对自由,它已经不属于自由本身,而进入了超自由的范畴。这种“无所待”,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所求,所以庄子反对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因为彻底的无为就是无所求,而非“无不为”。但在生活中却难以无所求。庄子的“鼓盆而歌”和穿着补丁又补丁的衣服去见魏王,在文人的眼里这是一种潇洒,是一种齐生死的生活态度。当然,最能够表现这种洒脱的是魏晋风度。余秋雨先生的《遥远的绝响》非常准确地描写了阮籍和嵇康的潇洒风度,写阮籍如何骑着毛驴去东平郡上任,为了北府军厨子酿的一手好酒,宁可要求到北府军当一名军需官。最有意思的是先生将在洛阳东门外的支铁匠铺打铁的嵇康和前来拜访的钟会的对话,与亚历山大帝和犬儒派哲学家狄欧根尼的著名对话相提并论――亚历山大帝和他的随从来拜访正在河滩边晒太阳的狄欧根尼,告诉他自己是亚历山大帝,并询问能为他做点什么?狄欧根尼回答:“有,请让开,别挡住阳光”。我个人赞同这种联系,嵇康的潇洒一点都不亚于狄欧根尼。对于“无所待”的精神追求,在阮、嵇两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彻底。阮籍明明是自己想去东平郡,却只是向司马昭大大称赞东平的民风淳朴,司马大人心领神会地说如果你想去,我来安排。嵇康则更绝,山涛推荐自己好朋友接替自己原来的位子,嵇康立即以一纸《与山巨源绝交书》宣布与山涛绝交,并以“七不堪”表明自己不适合当官。

中国文人的悲剧在于,他们从来就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对“无所待”的生活理想追求,一开始便注定它只是一个“春秋大梦”。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的注意力在硬实力的扩张方面,在客观上给文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正因为人才对国家实力发展的决定作用,所以,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是文人处于“被求”的短暂时期。即便是如此,他们的命运仍然凶险无比。《战国策》中的“赵威后问齐使”中有“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你想保全自己的独立人格,那不行,不让你有这样的自由。所以,司马昭可以容忍阮籍,但决不会容忍嵇康,因为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所以,嵇康的最后潇洒只能表现为临刑前弹奏《广陵散》,这种潇洒,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是一种无奈,一种尴尬,是一种进退失据的无奈和尴尬。李太白可以在诗中表达“平辈交诸侯”的愿望,杜甫认为他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绝世风度,但遭遇“遣千金放还”,立即“拔剑四顾心茫然”。当权势不能容忍文人的这种“无所待”的生活理想追求,将其放置于“必须求”“只能求”境地,选择的自由就失去了,只能在一种道德规定和政治规定下生存。于是乎文人只能选择将这种潇洒人生的追求退回到精神层面,试图在内心给自己的独立与自由保存一块自留地,这种内心的独立欲求与现实沦为一种附着物的矛盾状况,是文人长期处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根本缘由,最后,自我一点一点地失去。尽管现实生活的从容已不可能,但在内心还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品味生存,因此表现在行为上态度上就是这种矜持。想要出世来施展才华,但最好是君王来请,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因为掩饰欲望,用理性控制欲望毕竟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要求,自己想要的不要直接说出来,让别人体察到你的需求,然后把这种需要给予你,你还要二让三让。从道德意义上讲,矜持比赤裸裸好,因为在行为效果上,它毕竟有一个缓冲。赤裸裸地表达欲求,实际上是把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取掉了,羞耻感失去了,人就接近于无耻了,也就快到了“厚黑”的境地了。

专业训练的结果,是整体的提升了每个人的审美水平,同时也提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情趣。总体上说,个人的生活旨趣的发展结果,就是趋高雅化。应该说,使人的生活旨趣趋高雅化,是专业训练的一个目的。较高的生活情趣,虽然是许多人想追求的东西,但同时它也需要一定的生活成本支持。这是因为你拥有较高的生活旨趣,必然地使你对生活比别人更具有批判性,你不太愿意随大流,不愿意苟且,你必然挑剔,必然要求略为与众不同,使你很容易被别人视为异类。这就必然使你经常处于尴尬的位置,因为你被边缘化了。

刚到西安的前三年,我住在单身宿舍楼了,几十个从各名校分来的毕业生中,有二十几位女青教,其中不乏靓妹,但鲜有与我交往者。直到86年初,我告别单身生活,从四楼搬出去,才从她们内部透露出其中的缘由:“小赖这个人,文绉绉的!”这句话真是石破天惊,文绉绉的,什么意思呢?原来她们是这样评价我,并把我看成异类。我知道她们对我的评价其实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指我的言语习惯;与别的专业学生不同,学中文的常常在会话中使用书面语言,言语的规范性过强。就连我的女儿,到了七、八岁,陕西话一句都不会讲,尽管她外公外婆都是西安人,反倒是常常一开口,就是“居然”、“但是”、“如果”、“可是”,这是平常耳濡目染的结果。其二,是指我的生活品味与情趣,似乎觉得我比别人更挑剔些。现在想来,自己似乎是比别人更挑剔些,不那么好相处些。

赵元伟老哥在西安呆了整整四年。在我处于人生低谷的那几年,幸亏有老赵相伴相助。他当时是富达公司西安经销处经理。老赵身材魁梧,一脸正气,公司业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业务蒸蒸日上,但从不干那些苟且的事。因社会上出现假冒柯达胶卷,怀疑其源头来自富达,老赵被叫去问话。那帮人暗示老赵,只要请请客、送送礼,这事就算过去了。要搁别人,早就屁颠屁颠给办了,反正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可老赵似乎是个不开窍的人,认死理,觉得吃吃饭、唱唱歌不是不可以,可是我送礼了、请吃饭了,不就说明我心里有鬼吗?不干,说什么也不干,你调查吧,我等着!让他请烟,他说他不抽烟;让他请吃请喝,他说自己不喝酒;让他请大家上歌厅,找几个小姐陪大家乐一乐,老赵说他去歌厅只唱歌,不叫小姐。那人见碰到了个难剃头的,情急之下就说:“你看你,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那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尽管此事最后按老赵的预想一样,过去了。老赵和我说起这事还振振有词,说夫人和上级替他担心,但他觉得自己不会有多大的事。我觉得这是从头到尾比闹剧还好玩,但那人说的这句话实在是经典得很,我老拿这句话挤兑老赵。真是: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不管你外面千变万化,我自己内心的尺度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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