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中文系列讲座――西方传教士编撰的闽方言文献的挖掘与研究           ★★★ 【字体:
身份的尴尬

  发布时间: 2011-03-03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545

 

林建德

 

这是一个早就定好要写的题目,但前一段只开了一个头,一直没有写下去。我答应过lq,要再写几则“新厦大世说新语”。不完全是为了完成“作业”,因为作业已经有了。倒是要表示对这件工作的支持。编这样一本文集不容易,是要有一些“好事分子”才行。近日看到同学们不少好文章,很受鼓舞,也想把一直中断的事再捡起来。以上写的都是题外话。

身份这个词,现在不太引起大家的注意,早年间,它却是重要的事儿。身份不完全等同于成份,但身份最早却是由成份来的。按照词典的解释,身份属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社会地位是个抽象的概念,家庭出身却是实实在在的事。解放初划成分,先划出个地主富农,后来又多了个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简称为四类分子。到五七年反右,又多了个右派分子,四类分子也变成了五类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处抓叛徒特务走资派,加上知识分子臭老九,实际上是九类分子。这些所谓的分子就成了很多人的家庭成分。虽然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包袱总是要背的,多少人因为成分问题,参不了军,升不了学。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大人一声令下,帽子统统摘掉,这些可怜的同胞总算拨开迷雾见太阳,不要因为出身问题背包袱。但有形的帽子摘了,无形的帽子却一直在头上晃,每一次填表格,总要碰到一个成分怎么填的问题。有一段时间,履历表上还有这个栏目,印象当时凡是领国家工资的,做工的都填工人,其他都填干部,而农村的贫农还是填贫农,但地主富农的子女就填成“农民”了,一看写成农民的,就知道这原来是填地主富农的。

讲了这么多,好像绕口令。但我要说的是,虽然我出身贫农,但仍然背了身份的包袱。而且一背就背了30多年。身份就是这么个奇妙的东西,就像现在大家热议的农民工的身份问题,给他们开放国民身份,让他们统统到城里来落户,据说城里容纳不了;让他们回到乡下去,他们很多已回不去了。据专家分析,现在中国社会已经由二元结构变成三元结构:三分之一城镇户籍人口,三分之一纯农村人口,三分之一农民工及其亲属漂浮在城镇与乡村之间。这些人处境尴尬,进退两难,人往城里走,房在乡下建,父母分居,子女留守,老辈种地。这是经济和社会的最大失衡,也是社会不安的根源。精英们吵来吵去,好像还没有什么良策。

说到我背身份的包袱,并不是我的家庭出身,家庭出身没有问题。因为倒着数五代之内都是贫农。但也正是贫农,造就了一辈子的农村宿命。高中毕业的时候,来自城镇的同学都“上山下乡”,我们来自农村的就“回乡”。虽然都是下乡种地,但却有不同的内涵。上山下乡的同学吃了很多苦,不适应农村生活。回乡的同学原来就是农民子女,所以比较适应农村生活,其痛苦要大大少于下乡的同学。正因为如此,参加工作后,上山下乡的同学下乡期间都计算工龄,回乡的都不算。7778级政府还特别关照,念大学也算工龄,(79级以后就没有这个好处了,下乡算,念大学就不算了。)所以同样一起毕业,下乡和回乡工龄计算差别很大。我搞了十几年的人事,对这些都比较熟悉。

这些其实都不太算包袱,因为是国家的政策。就像农民工问题,温总理都没办法,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我想说的是我在大学期间及其以后背的身份的包袱。我是1973年高中毕业回到家乡的,很快就当上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好像各方面表现也还可以。75年推荐工农兵学员,自然就被大队推荐上了。当时还组织了一场考试,就在公社考,就是写一篇文章。之前考试是比较复杂的,但被辽宁的张铁生反潮流给反掉了,所以就只考写作了。考完后感觉不错,但最后公布的时候,名单上却没有我。我找到公社教改组组长,他说我什么都好,就是社会关系没有填写完整,其中有一个姐夫的家庭成分是华侨地主,这样就等于隐瞒。要知道,当时上大学的竞争是有多么激烈。居然犯了大忌,我也无话可说。倒是我们妇女主任为我抱不平,跑到公社去说理去。教改组后来对我说,正式的名额不可能了,还有一个厦大社来社去名额,看我去不去。所谓社来社去,就是从公社招来,学习毕业后又回到公社去。也就是不改变身份,还是农民。因为不改变身份,所以争的人也少。想想家庭也没有什么背景,今后要跟人家竞争也难,社来社去就社来社去吧。

这个社来社去很多人已经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实际上它是文革期间的一个怪胎。文革后期辽宁出了两件事,都是反潮流的,一个是张铁生,反对推荐工农兵学员用考试,所以就不再考试了;还有一个是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专门招收农村的学生,学完后又回到农村去。江西有个“共大”,也是搞这玩艺儿。因为是新生事物,大家都要学。厦大党委想来想去,怎么说也不好把九个系都搞成社来社去,后来就拿中文系和生物系实验,中文系招收一个“群众文艺创作专业社来社去试点班”,生物系招了一个“植保专业社来社去试点班”。中文系对口漳州和龙岩两个地区,生物系对口厦门市。从体制上讲,最大的不同是不转户口,毕业后回到公社去。所以,我们学习期间是要把口粮换成粮票,带到学校来的。因为有身份的差别,所以,一跨进厦大,就一直背着社来社去这个包袱,也一直在为改变这个身份努力。

厦大实际上也不太积极,75年夏天选拔完,一直没有通知我们报到。因为当时政治上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学校一直在观望。直到19762月,我们才到校报到。一踏进校门,我们就感到压抑和差别。当时工农兵学员已招了好几届,我们进校时73级还没有毕业,和我们同时选拔的75级普通班已学习了半年。放眼望去,一个个都是天之骄子!哪像我们这些土里土气的社来社去班学员。首先学制上就矮人一截,普通班学制是三年,我们才一年。我们心想,念一年当然不如念三年,再多念二年,说不定形势变化,我们也就转成和普通班一样的待遇。

有了这个想法,很快在全班形成共鸣。每天晚上都在议论这事。后来形成决议,分别组成几个小组找系领导和校领导反映我们的要求。因为当时还是动不动就写大字报的年代,所以我自告奋勇,为班级起草了一封“致校党委系总支公开信”,专门讲为什么要求延长学制。当时看毛选看多了,自然也就学习了毛的笔法,在公开信中设置了很多反问的问题,洋洋洒洒,写了二三十张大纸,就贴在中文系靠近学校办公楼的墙上。当天上午学校领导就找到系里,要求中文系好好研究一下同学的要求。这个公开信也寄到教育部,教育部批下来,也请厦大好好研究。中文系就顺水推舟,把我们的学制延长为二年。当时75级的财金专业,要求把三年学制缩短为二年,后来也批了。同一个学校,就有这样奇怪的事,有的要求延长学制,有的要求缩短学制。说穿了,还是身份不同的原因。

因为身份的不同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感觉。当时能推荐上大学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普通班同学自然有一种优越感,而社来社去班带有一种自卑感,一踏进校门,就好像低人一等。个别工作人员也对我们另眼相看。因为是新生事物,大家都带有好奇心,我们作为当事人也特别敏感。如上医院看病,医生在病历上要特别加注社来社去,有一次把“社来社去”写成“舍来舍去”,同学回来一说,都特别气愤。当时用水比较紧张,有一次我们班女生同普通班女生因为接水发生争执,普通班女生脱口而出,“你们老社怎样?”一句话让我们班女生伤心了好一阵子。其实这只是个别现象,大多数老师同学对我们都是非常友好的。记得当时我们因为不迁户口,所以学校发不了饭票,必须把家里的口粮换成粮票带到学校,再由系里兑成饭票。系里的行政秘书王自强老师当时正胃出血住院,为了这个事还操心了好一阵子。系领导对我们这个班也非常关心。因为学制短,为了让我们真正能学一点东西,系里组成了专门的教研组,负责设计我们的教学内容。系了还派陈扬明老师到共大去参观学习,老师一回来就马上到宿舍同我们聊天,给我们鼓励。每个小组系里都配了专门的老师,负责带我们“开门办学”,那时每学期都要出去一个月到各地去学习。当时我们就到过龙海学习写新闻报道,到过同安学习写民兵斗争故事等。老师同我们同吃同住,手把手教我们采访写作。考虑到今后回去要靠写作吃饭,写作水平是个根本问题,系里还专门安排一个学期强化写作训练。老师对我们的确非常爱护生怕我们受到伤害。又一次,图书馆有人在议论说社来社去要求延长学制,他们学完还要回去,为什么要读两年?当时林铁民老师正在借书,他听了后很不高兴,就问那个人:社来社去为什么就不能读两年?社来社去也是我们的学生!这话传到我们耳朵里,让我们好生感动!

我们入学后,正是1976年春天,那真是多事之春。先是北京发生了四五事件,后来又掀起一股批邓反右的风。厦大因为远离北京,经常跟着北京的风向转。我记得我们的一位老师,就经常拿着报纸在给我们分析政治动向。但总的来说,厦大在政治上是跟风的多。比如四五事件发生,厦大就全校上街游行,拥护中央镇压天安门事件的决定。当时校党委书记是个老革命,也参加了游行,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队伍从大南校门出发,沿思明南路,绕镇海路,到文化宫,再沿中山路到轮渡,然后由厦门港返回学校。参加不参加是政治态度,所以大部分人都得去。我们班都参加了,我还为系里举着系旗,走在中文系队伍的最前面。游行也就游行了,实际上政治上盲目得很。特别是我们班,主要关心的还是什么时候我们身份能改变,或者我们改过来,同大家一样,或者大家改成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心里憋屈,有人也想利用我们。当时就有人到我们班来鼓动,要我们贴校党委的大字报,批判校党委不重视社来社去这个新生事物。因为我们知道,再怎么贴大字报,校党委既不可能也没办法改变我们的身份,所以也没有人响应。

197610月四人帮跨台,大家心想,社来社去是四人帮搞的,现在四人帮倒了,我们应该可以“咸鱼翻身”了。大家一边等着上面新的精神,一边也很积极筹划着如何向学校乃至上面反映我们的问题。但四人帮垮台后,由于中央的原因,实际上教育还是在文革的轨道上运行。1976年下半年,大学仍实行推荐上学的办法,所以还招收了一届工农兵学员。原来实行社来社去试点的做法,也还在实行,不过厦大这次选在哲学系试点。1977年,由邓小平拍板,开始恢复高考,全国欢欣鼓舞,一片欢腾!我当时很想回去参加高考,但一来我们已念了快两年,马上再几个月就毕业了,有点可惜;二来那么多人竞争,回去也没把握一定考上。但看到社会上为高考忙碌的样子,心里也很羡慕。

看看大势已定,同学们大多也心灰意冷。虽然还有人在策划如何找校领导,争取能不能有点办法。我冷静地判断,至少在我们毕业离校前,这件事不会有结果。所以,我也就不太把心用在这件事上。倒是认真读了一些书,课也上得认真,作业也做的不错。因为学习表现尚可,还被系里推为校三好生。到毕业前夕,老师悄悄告诉我,新厦大校刊要在我们班选几个编辑记者,系里推荐了我和另一位女同学。后来听说怕生物系同学有意见,所以学校不敢破这个口。毕竟选到的人就是脱了草鞋换皮鞋,选不到的人还得回乡下去,差别实在太大,为了稳妥起见,干脆统统回去。

毕业时间临近,大家也纷纷开始现实地为毕业后的出路考虑。有门路的人开始托人穿针引线同家乡的父母官联络,以求毕业后有一个好的安排。但突然有一天,班级又骚动起来,说是毕业证书上除了写“中文系文艺创作专业”之外,还要加上“社来社去”字样,大家又开始新一轮请愿活动,希望能把“社来社去去掉,这样,就可以和普通班平起平坐了。但因为专业名称是不能随便改的,所以徒劳而无功。交涉的结果,是系里在毕业证书上做了技术性处理,即在专业栏内,大字写上“文艺创作专业”,下面加一行小字“社来社去试点班”。正是这一行加注的小字,使我们那些难兄难弟到30年后,还要背“社来社去“这个身份的包袱。

我们毕业离校是19781月。那年冬天,77级高考刚考完,还没入学,入学是782月,正好和我们擦身而过。因为没有转户口,所以毕业手续也简单。先是学校把我们的档案寄到县教育局,然后每人开一张介绍信,上面写着“某某同学,在我校学习结束,现已毕业,请予接受安排”字样。因为是县教育局选送的,毕业回教育局报到名正言顺。但又因为是社来社去,所以就没有国家干部的编制和身份。教育局人事科长征求我们的意见,愿意当教师的可以全部留在教育系统当中学民办教师;愿意到公社去的可以介绍到公社去当社办干部。因为当时教师很缺,我们又是厦大毕业的,人事科长很希望我们全部去当教师。大家权衡利弊,六个同学四个选择当教师,而我和另一位同学选择去公社当社办干部。我是打定主意要参加78年高考,以求脱胎换骨,改变身份。另一位同学因为上学前就是公社通信员,是干部苗子,所以就回公社受重用去了。

我在中学时是比较优秀的学生,中学毕业后和母校老师也常有来往,听说我毕业回来要到公社当社办干部,校长就跑到公社书记那儿,想把我要回中学去教书。但书记不同意。他说我们公社也需要会写东西的人,来这样一个人正好,为什么要给中学呢?就这样我留在了公社。当时公社有一个文化站,设在镇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