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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试论鲁迅思想中的“谩”

  发布时间: 2011-11-18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118

    名:陈布芬

    院:人文学院

系:中文系

    业:中国语言文学类

    级:2003

    号:03010003

指导教师(校内):王烨           职称:副教授

指导教师(校外):               职称:

 

2007 5 20


试论鲁迅思想中的“谩”

 

[摘要] 本文以“谩”为切入口,立足鲁迅的文学作品和书信,结合其生平事迹,探索鲁迅对“谩”的认识经历的三个阶段。长期来我们的研究中对这个课题不够敏感,这是有待补正的。本文就旨在完善我们对鲁迅的认识。这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身,有助于我们做一个真诚的人。

[关键词] 鲁迅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 hypocrisy " in Lu Xun’s thought

 

AbstractConcerning with Lu Xun’s relating literary work and corresponden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 " hypocrisy " in Lu Xun’s thought. Whereas for a long time our study is not sensitivity to this problem, which is need to be remedied.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consumm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Lu Xun. It will be help us to know the world , and also can help us to act as a sincere people.

 

Key wordsLu Xun  hypocrisy  sincerity

 

目录

 

引言 ……………………………………………………………………………1

一、谩乃永存……………………………………………………………………1

少年时期及留学阶段对“谩”本能的排斥

二、诚谩相峙……………………………………………………………………3

二十年代对“谩”深入认识及由此产生的心理矛盾

三、以谩制谩………………………………………………………………………5

暮年对“谩”的顿悟

结论 …………………………………………………………………………………7

致谢语 ……………………………………………………………………………7

参考文献………………………………………………………………………8

 

引言

 

 

中国传统道德认为人的本性是天生善良的,人人都有一颗先验的善良的心。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善是人的本能是自然而然的。诚是善的表现和属性。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中国人的人格根基之一是诚。“每个人的人格都只能建立在对这种善良本性的诚实无欺之上,否则就是自甘堕落为禽兽。”[2]P11)从小接受传统文化薰陶的鲁迅自然而然在内心接受了这种传统的论调,他对传统道德有着下意识的认同,他一生都在追求真正的绝对的诚。许寿裳说鲁迅“无论求学、做事、待人、交友,都是用真诚和挚爱的态度,始终如一”[3](P36)“真诚,是他的人格核心之一。”[3](P94)

经历了人世的磨难接受了西方文明教育之后,拥有犀利眼光的鲁迅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人人性的残忍与伪善,他提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在不诚。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了一篇俄国作家安特列也夫的小说,译名为《谩》。小说揭示了人世的虚伪,表达了对“谩”的痛恨以及对真诚的呼唤。与“诚”相对而言,“谩”一方面包括科学上的与真理相对的“假象”,另一更为重要的方面是道德意义上的谎言、欺骗、虚伪、狡诈等等。留学日本的鲁迅虽然已经感受到了“诚”的孤独,“谩”的永存,但还是一种抗争的姿态。然而到了1936年,晚年的鲁迅却说出了“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4]这样的话。“诚”与“谩”这组纠缠不清的意象在先生的精神世界里不断地碰撞,并贯穿他的一生。一生以“诚”为标准判断人事的鲁迅,在他的灵魂中“谩”到底居于哪个地位?它与“诚”是怎样的关系?鲁迅对它的认识是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一、          谩乃永存

 

 

众所周知,鲁迅的童年极富戏剧性。鲁迅幼年家境较好,使他对世道的想象人性的期许偏于美好。但是祖父的入狱结束了鲁迅快乐的童年生活,从此家道中落。他不仅被称为“乞食者”,而且此后不久父亲又突发急病两三年后即告别人世,“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5]故而立下学医的决心。此后,有本家长辈欺负孤儿寡母要求分屋,“当时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类事带给他内心的创伤是深重的,使他从小就看清了本家长辈的真面目”。[6](P225)炎凉的世态刺激他对现实生活进行思考。《呐喊・自序》里鲁迅讲了这样一段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想象少年鲁迅所经受过的种种难堪、屈辱,以及有此产生的对世人执拗的怀疑与不信任。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特点和性格倾向形成的深层动因。童年记忆这个生命力旺盛的酵母在鲁迅的潜意识里发酵。当这个涉世不深的少年匆匆奔走于当铺与药铺之间时,面对周围熟人亲戚卑鄙虚伪的嘴脸时,他对于“谩”必定是憎恨的。这既是外界现实的信息进入意识形态之后产生的抵触情绪,亦是一个具有善良天性的人本能地对虚伪欺诈的厌恶与反叛。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和许寿裳在弘文学院探讨中国民族性的缺点时有非常严肃的思考。他得出结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的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探究这毛病的根源,“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而“唯一的救治方法是革命。”[3](P59-60)这里包含两个信息:一,中国人最大毛病在于欺诈和虚伪,可见鲁迅心中那种阴郁而又强烈的对人的不信任;二,鲁迅还是乐观的,他要把他的思想付诸行动,他毫不掩饰内心革命的热情。

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介绍了拜伦、雪莱的生平与著作,在赞颂这些天才时讲到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拜伦之死是因其“性又率真”然而“虚伪满于社会”,“终放浪颠沛而死异域者,特面具为之害耳”,“嗟夫,虚伪之毒,有如是哉!”讲到雪莱时鲁迅也赞叹其“当我见诚,而君见我死”的精神。中国人缺少做人之诚,从这篇慷慨激昂的论文中可以读出鲁迅对“诚”的看重,以及他对“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唤,呼唤“至诚之声”、“温煦之声”[7]。此后的《破恶声论》虽说主题不同,但也同样论调地高呼“伪士当除”。文中讲到“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即破除黑暗内心明亮,而“心声者,离伪诈者也”[8]。这些都是对“诚”的追求,对“谩”的摒弃。

种种宣誓般的语言、理想主义的口吻、救国者的姿态,可见鲁迅内心的热情与希望燃烧起来了。这个时期的鲁迅“大部分时间里,他是自居为一个救国救民的启蒙者,对自己和民族的前途满怀信心,因此他毫不吝啬自己的嗓门和精力,一任那慷慨悲歌的英雄主义情绪激越飞扬。”[9](P26)他从那个默默忍受冷眼与轻蔑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在这样的情绪下,鲁迅决心扮演一个英雄的角色。在人生的选择上,在道德的戏剧中,他勇敢地走上舞台,他演出的第一幕是他天性中对善和美的理想。实际上,此时鲁迅对于“谩”的理解与少年时代是并无两样的。对于“谩”,鲁迅还是从道德角度、感性层面上进行理解。“谩”是一个靶子一个仇恨对象,它是抽象的表面化的,它是如此面目丑陋。而“诚”则像一个虚幻的口号和目标,它的美妙是如此遥远却又如此诱人。《域外小说集》里的《谩》直接表达对“谩”的痛恨,揭示人世间无真诚。《谩》中的那位像白云般飘逸妩媚的女主人公竟是谎言欺骗的象征。可怜的男主人公“狂人”受尽女友的以爱为名义的欺骗,最终忍无可忍愤而将其杀死。然而女友死了,谎言不死──女友带走了真实,男主人公永远无法得到真实。“诚不在此、诚无所在也。顾谩乃永存、谩实不死。大气阿屯、无不含谩。当吾一吸、则鸣而疾入、撕裂吾胸。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诚、抑何愚矣!伤哉![10]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谩”让人窒息。一个被谎言和痛苦充斥的世界着实让人陷入无限绝望。所有的怀疑、不信任,所有的欺骗、谎言,所有的虚伪、奸诈,是“谩”的肉身。

然而随着杂志《新生》流产,《域外小说集》的销售也遇到了问题。留学生活的前景变得日渐黯淡,鲁迅此前那种革命者的狂热激情也逐渐退潮,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思想上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他也越来越容易怀疑和犹豫了”。[9](P37) 1909年为了负担家庭的重担,鲁迅带着满心的失落回国,直到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这近十年的时间是鲁迅生命中绝无仅有的沉默期。1913年到1918年,为了应付袁世凯政府的恐怖统治,鲁迅开始抄古碑、辑故书、读佛经,除去教育部上班和逛书店,基本上不出会馆,每日夜间孤灯独坐,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五年之久。同时母亲给的婚姻的枷锁愈加显得沉重。不幸的婚姻,禁欲的生活,让鲁迅的孤独痛苦的心境更加阴霾。这段日子鲁迅自号“俟堂”,取“待死堂”之意,可以想象他有着怎样消极的内心倾向。而正是在这种境遇下,当外界的喧闹冷静下来的时候,人才会进行一种内敛的思考,即从关注社会的角度转向自我内省上来。我可以猜测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他不再是一个激进的热血青年,他把目光从社会、国家、民族转向自我的内心,进行着反思。“反思不是直接检查自己干净的心地上沾染了哪些灰尘或不良念头,而是要间接地,从对象上回过头来思索自己的本性。”“反思的这种从外向内不断深入的过程表明,人先要认识对象,然后才能认识自己,才能对自己的心性有真正的自我意识”。[2](P7)鲁迅在返观自我内心时,对于“谩”的思考也应正在经历这样的一种转变。由此,鲁迅对“谩”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诚谩相峙

 

 

莱昂内尔・特里林讲“革命家对旧社会之虚伪的关注导致他们对个人甚至自我之可能虚伪的关注。”[11](P69)从童年阴郁的记忆到日本留学时失败的经历,直至回国后的沉默颓唐,几十年的颠沛流离之后鲁迅不再执著于只揭露社会的虚伪本质,他更深地体会到自己内心不断滋长的黑暗力量。从五四时期到整个二十年代,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如大毒蛇缠住他的灵魂,他已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年少的时候,鲁迅一直试图以满腔的热情来同这个“缺乏诚和爱”的时代斗争,他试图剥去社会与个人虚伪的外衣,然而进入中年之后他终于意识到“绝对的诚”只是自我内心一种美好的需要,人不可能赤裸裸地面对外部世界,包括他自己。他对“谩”的思考不再只是作表层抽象的简单判断,他开始进入深层的思考,他开始隐约看到“谩”的层次与结构。同时他不仅仅思考他人之“谩”、社会之“谩”,他开始剖析自己是否能做到绝对的“诚”。

在文学创作中鲁迅表达了对“诚”与“谩”的困惑。《野草》中有一篇《立论》,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家生了一个男孩,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客人得到一番感谢。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客人收到几句恭维。而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得到一顿痛打。困惑在于“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12]到底是要说实话还是说谎话?当听你讲话的人心里带着某种期待,而事实与他的期待之间相悖的话,说实话的后果是给别人带来痛苦,自己也要被憎恨。在这种情况下,“诚”与“善”并不相等,并不能带来好的结果,“诚”的窘迫便显现出来了。而“谩”却能弥补“诚”的缺陷。它有一种力量,能让听者心满意足。鲁迅自己也说:“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13]

然而有时候竟是不知道“诚”与“谩”哪个更能安慰人心了,想说谎竟不知道要怎样说才能让彼此都满意。在《祝福》中,祥林嫂问“我”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和地狱,“我”在踌蹰中为了不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选择善意的欺骗,支支吾吾地说大概有的。但经不住祥林嫂三句问话,“我”便胆怯起来推翻了之前的话,用一句“说不清”搪塞便匆匆逃走。可是心中还是不舒服,“我”不知道究竟怎样答话才是好的。“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活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然而一想到自己已经讲过推翻全局的“说不清”,“我”便心安理得了,“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14]《立论》的结论也是这样,如果不想说谎又不想挨打就只能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12]“诚”和“谩”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选项,除了这两者之外还可以用一个圆滑世故“说不清”来推托。“说不清”既可以不付绝对真实和袒露必将带来的负担,又可以避免因为说谎带来的内心愧疚。这个“说不清”的潜台词是──相对于“谩”带来的内心挣扎,有时候“诚”的负担是更沉重的。涓生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体现“诚”与“谩”更大碰撞的是鲁迅的小说《伤逝》。在生活的压力下,涓生觉得自己不爱子君了──暂且撇开道德批判,我们必须承认,这是涓生内心的真实。爱情立足于真诚,但为了维护爱情涓生却不得不虚伪,真诚与虚伪的矛盾成了涓生的巨大精神负担。“她从此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逼我做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将温存示给她,虚伪的草稿便写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渐被这些草稿填满了,常觉得难于呼吸。我在苦恼中常常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不独不是这个,连这人也未尝有!”[15]他没想到“诚”的爱情却产生“谩”的结果。于是,涓生说出内心的真实,但结果是伤害了子君,表面上的“诚”只是怯懦者的推卸责任。他负不起虚伪的重担更负不起真实的重担,“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15]

涓生在忏悔中陷入更深的不安。“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15]涓生用真实换来的是比虚伪更沉重的代价。邓晓芒对《伤逝》作出如下评论:“人格之建立,则需要虚伪和说谎,需要用面具先把自己的灵魂遮蔽起来,即使在夫妻之间,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需要‘隐私权’。这才是新的、独立人格的真正‘生路’。不承认人格具有‘面具’的性质,或是没有勇气承认最赤诚的心都只不过是一副人格面具,而要求要人与人之间、哪怕夫妻之间毫无隐瞒地袒露出自己全部的内心,其结果只会迫使人们生出更大的虚伪和更巧妙地说谎。”[2](P81)人想从起点就搭着“诚”的列车抵达“善”的终点是不可能的。人很难一直保持“诚”,也很难做到彻底的“诚”。有时候是需要“谩”的。在深重的痛苦与矛盾中,涓生最终决定:“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15]涓生在“诚”与“谩”之间作了一种平衡,那就是对人说谎,而将真实藏在心的创伤中。这便是鲁迅在二十年代悟出的关于“谩”的真理。

1922年他描述钱玄同1918年动员他投稿时,他心里的想法是:“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5]他完全不能肯定一个像他这样的精神斗士是否能影响国家的新生,唤醒那沉睡在铁屋里的人民。他一个人醒来看着这个无可救药的现实已经够痛苦了,他是否还应该唤醒更多的人与他一起痛苦。“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如果讲出心里的实话,“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16]同样论调的还有1927年《答有恒先生》里提到的关于“醉虾”的命题。“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17]面对自己的内心,说出真实会让更多的热血青年尝得加倍的苦痛,让食用者更觉得快感,而“谩”又无法实践自己的信念。各种矛盾的交织让他一直处在无法逃脱的漩涡中。

巨大的悖论让鲁迅无法实现内外一致。在展现自我、将自我呈现于社会舞台的艰巨事业中,真诚自身奇怪地扮演了一个折中的角色。社会要求我们展现真诚的我们,满足这种要求的最灵验的办法是,我们保证我们真的是真诚的,我们扮演着是我们所是的角色,我们真诚地照一个真诚的人那样行事,结果就会出现对我们的真诚进行判断的情况,说真诚是不真实的。”[11](P12)鲁迅的“真诚”是他要展示自己“英雄”的一面,他必须用慷慨激昂的姿态在众人面前表现出真理在手、理想必胜的信念。而他的“真实”是他对这项英雄事业并没有什么信心,因为他对中国的社会和众人都没有信心,他不知道这项启蒙主义的事业能否成功。这两者是完全相悖的。对于所谓“希望”的态度,正如他在《野草・希望》里的讲的那般,他“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依然就是如此,耗尽了我的青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8]如果口中的呐喊的主义、信念在自己的灵魂深处都无法得到确认,那他凭什么以“真诚”的名义与姿态来讲述那些光明的理想?对外他是个启蒙者革命者精神斗士,他要给人以希望。对内他自己又必须要是诚实的。问题在于他不知道光明的理想是否能实现,即他说的是否是真话,这是目的与后果的背离,是内心的追求与道德要求的冲突。他在哲学上实践自己对“诚”的期许,而现实的实践层面又要他采用“谩”的方法。最终,他觉得最恰当的还是对人说谎,而将真实藏在心的创伤中。他说“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真不知要怎样。”[13]

这就是鲁迅在表达上的“战斗呐喊”和“自己玩玩”的矛盾。1925530,他在给许广平的信里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挑那些光明些的说,然而偶不留意,就露出阎王并不反对,而“小鬼”反不乐闻的话来。”[19]P78刘小枫解释说:“鲁迅所谓‘玩玩’云云纯粹出于一种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要求。它表明,‘玩玩’者虽然在为未来的光明献身,在把自己的血涌出来饲别人,却由于自己的心灵的黑暗,为光明的献身都已经成了另一座黑暗的闸门,所谓‘希望’云云无异于绝望。”[20](P413)鲁迅说自己要“玩玩”乃是肺腑之言,不是随便说的。无疑鲁迅的个性是坚韧的,他求诚的态度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只要稍稍体会一下鲁迅的心境就不难明白,当一个顽强的人淹没在荒诞的谎言中时,当他发现诚实于诸事无益,谎言更具心理安慰作用时,只能用一种看似游戏的态度来回避。

 

 

三、          以谩制谩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鲁迅流露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暮年心态。一方面是晚年的鲁迅在沸沸扬扬的谣言中损耗了大量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年老体衰遭受疾病的袭击。“死”这个触目惊心的字频繁地出现在鲁迅的文章中。鲁迅早就知道自己将死于哪些苦刑──“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21]晚年的时候,慈母误进的毒药早由许广平解开了,但剩下的两项死刑却越发逼近了。鲁迅晚年疾病缠身,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身体上的痛苦也带来精神上的负担与折磨。然而谣言的流窜更进一步消耗了鲁迅的精力……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22]鲁迅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如柳絮般纷飞的谣言,可以制造疯狂的杀戮与流血。早在1925年,鲁迅就说“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23]鲁迅一生都在被流言伤害。不管是学术上,还是政治上,乃至在生活上,各种种样无中生有的流言恶意传播,袭扰着他的身心。流言的阴影,围困笼罩了鲁迅的一生,尤其是在三十年代,政治方面的流言更是层出不穷。如果说生活学术上的流言是侮辱鲁迅的人格诋毁他的品德,政治方面的谣言则显得更加阴险恶毒了。政治流言是把鲁迅污蔑成政府和民族的罪人,为反动统治势力迫害他制造口实,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1931年初,左联作家柔石等被捕,接着报上刊发“鲁迅被捕”的谣言。“九一八事变”后,反动文人造谣鲁迅是“亲日”的汉奸,“替日本做侦探”,“意在卖国”。反动文人制造的谣言,固然使鲁迅憎恶愤恨。而左翼文化队伍中对他的种种流言,让晚年的鲁迅更加恼怒悲愤。尤其是左翼中有些年青作者,竟然也散播流言,伤害鲁迅的身心。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作,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24](P183)其实早在1926年,鲁迅在厦门时对文学青年就颇有微辞了,“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19](P191)只是那时候的“使役”、“诘责”、“攻击”在三十年代已经发展到“反噬构陷”、“大出于意料之外”的程度了。左翼文化队伍里,各种攻击鲁迅的流言此起彼伏,有传说鲁迅近年来不大写文章,不做事之类流言,使他气愤反感,又有周扬等人的各种攻击言辞。

来自“友军”的伤害是最让鲁迅痛苦的,“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19](P195)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25](P115)这里流露的悲哀和愤怒,失望和无奈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935年,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举出几个“战友”从背后打他一鞭的例子,然后说“决计避开一点”[25](P48)19365月他又写出同样的信,先是说自己被围攻,而后感叹“时常想歇歇”。[25](P378)鲁迅一生为诚所累,求“诚”的信仰不断遭遇到“谩”的创痛,现在他想休息了。二十年代鲁迅就意识到了“诚”的局限,到了晚年他对自我的反观,对社会的怀疑终于达到了顶峰。1936年,在鲁迅去世前八个月,他以《我要骗人》为题,写下“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4]这里与《祝福》中那个面对祥林嫂追问时不知所措仓皇逃走的“我”大不一样了。如果说二十年代的鲁迅还彷徨于“诚”与“谩”的困惑之中的话,晚年的鲁迅心理的天平似乎倾向“谩”了。十多年前,鲁迅在欺骗与真实之间无法做出选择,十多年的伤痛之后,他表情模糊地──报复似的、赌气似的、又像是顿悟似的,在人生终结之前选择了“谩”。这世上尽是在“谩”中安逸过活的人,“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26]求诚是项吃力不讨好、里外不是人的事业,何苦守着一个飘渺的“诚”来遭受伤害,何不如以“谩”为武器来自卫。我们似乎可以定论了──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诚与谩的对峙中,谩取胜了。

但我们还是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早年家道中落遭受亲戚乡人鄙弃时,鲁迅的心过于稚嫩善良,以至于不能够坦然接受这个世界的虚伪的话,那为何在其自供“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27],强调自己的“思想太黑暗”之后,到晚年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谩”的伤害,还会对所遭到的攻击和伤害不断地表示震惊与意外?难道鲁迅认识到世界虚伪的本质却不做防备吗?刘小枫称鲁迅有着“良善的轻信”[20](P408)。“良善的轻信”与“哄骗的力量”对立,鲁迅一生都没学会如何欺骗,他还是容易相信,尽管他具有显著的“多疑”的性格。他接受了惨痛的现实教训之后,他对敌人乃至朋友的卑劣与自私、伪诈与欺骗还是估计不足。“自己玩玩”、“我要骗人”乃是鲁迅精神压抑时不堪重负而寻求出路的一种心理表现。鲁迅并不是宣布自己要学会虚伪奸诈欺瞒,他只是意识到“谩”的力量也能推动自己前进,能让自己免受或少受伤害。他只是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现实的境况里,善恶难辩,诚谩交加。像年少时那样,将诚与谩绝对对立是愚蠢的,两者有很多中间形式。

“如果真诚是通过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来避免对人狡诈,我们就会发现,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无法到达这种存在状态的。”[11](P7)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诚”。我们可以从“谩”中窥见“诚”的影子。“诚”因为被高度神圣化必然导致其虚拟化。“谩”则具有更现实的肉身,它与“诚”纠缠在一起,它无处不在。“谩”既可以是阴险的,也可以是化险为夷的,甚至可以引渡到“诚”的彼岸。

 

结论

 

相对于鲁迅这样一个有着博大精深思想的伟人来说,我是如此渺小卑微。我不可能全面地认识鲁迅的思想和人格,所以我只能从一个较小的口子切入,以期达到某方面的创新。本文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通过分析、阐述鲁迅思想中“谩”的发展变化过程,来揭示鲁迅内心世界中的一些特点。对鲁迅而言,“谩”既包括社会对他的欺骗,又包括自己对社会乃至自己对自己的不诚。这个课题学界研究较少,就算学者发现鲁迅思想中“诚”与“谩”对立的一些端倪,大多也是以鲁迅思想的黑暗、消极或是追求自由等角度进行研究。以“谩”为切入口对鲁迅进行精神探索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但是本文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我试图将鲁迅对待“谩”的态度以及鲁迅自身“谩”的行为作一个全面的分析,但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我发现以我目前的能力是没办法做到的。我甚至还不能非常明确地作出定论──鲁迅对“谩”究竟是何种态度,我只能作个大体的分析。另外,鲁迅对“谩”态度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本文解释不足,其中的心理学、伦理学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谩”是鲁迅精神世界一个独特的现象,具有丰富深刻的精神内涵。我以为,对此继续深入地研究,可以完善我们对鲁迅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身,有助于我们做一个真诚的人。

 

 

致谢语

 

 

在本论文的形成过程中,王烨老师于资料书籍提供,论文修改等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指导与帮助,在此非常感谢。此外,我还要感谢方达同学对本文涉及到的哲学观点提出的宝贵意见,林鹭兵同学在本文排版上提供的帮助,还有丁剑同学在本文形成过程中的支持和鼓励。再次表示我对大家诚挚的谢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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