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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五四”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

  发布时间: 2011-11-18   信息员:    浏览次数: 630

 

姓    名:胡婕

学    院:人文学院

系:中文系

专    业:汉语言文学

年    级:2000级

学    号:00011011

指导教师(校内):周宁        职称:教授

指导教师(校外):无          职称:无

 

                              2004年5月7日

 

 

内容摘要: 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近年来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关系到对于通俗文学地位的如何界定,以及把通俗文学写进文学史进而要求“重写文学史”。本文试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下,对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雅俗文学的发展进行一个粗略的梳理。鉴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变化最大的是小说,故本文绝大部分都是以小说为例。

雅俗文学的关系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多年,通俗文学一枝独秀,繁荣发展且影响深远。第二个阶段,即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新文学兴起对通俗文学形成打压之势,虽然通俗文学丧失了理论阵地,但依然保存着巨大的市民读者市场。第三阶段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开始的,新文学并未获得大量读者,文学运动的初衷没有达到,新文学开始大众化的运动。与此同时,通俗文学由于受到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刺激,开始悄然地进行着雅化,以张恨水为代表。第四阶段,大约是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文学以地域划分为特点,形成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三种地域性文学,虽然各有特点,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纯文学通俗化的倾向,同时还出现了雅俗难定的张爱玲、赵树理等作家。而原有的通俗文学依然在悄悄地进行着雅化,如张恨水的《八十一梦》,但其艺术价值大不如前。

 

关键词:通俗文学  新文学  纯文学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目录

 

导言…………………………………………………………………………………3

一、雅俗未分的时期――小说的历史定位………………………………………4

二、通俗文学的产生及鸳鸯蝴蝶派繁荣…………………………………………5

三、新文学的产生雅俗文学对立初步形成………………………………………5

四、雅俗文学互相渗透……………………………………………………………6

五、雅俗文学逐渐合流……………………………………………………………8

六、结论……………………………………………………………………………9

 

 

 

 

 

 

 

 

 

 

 

导言

 

通俗文学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五四”作家的影响,人们习惯把通俗文学称为“旧派文学”。更有甚者受左的思想的影响,视通俗文学为“封建文学残余”,再为其冠以三顶帽子:

“这三顶帽子是:一、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二、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三、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1

不论这三顶帽子尺寸是否适宜,但在那个风雨飘零、国破家亡的历史阶段,这三顶具有极强“政治性”和极大“指控性”的帽子在敏感异常的文学界确实“发挥过巨大的孤立作用”。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掩盖历史的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积淀,人们无法亲历那段历史而直接受限于主流思潮的影响。通俗文学便逐渐退至“弱势”的地位,直至隐失于研究领域。

然而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读者审美心理、期待视野等诸多因素的变化,随着通俗文学在二十世纪末的“再一次崛起”【2】,特别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在全球华人范围内的文学艺术价值的攀升与重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溯历史,希望为这种文学现象寻找一个历史根源,或者说是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

那么究竟何谓“通俗文学”,近年来学术界大致将其厘定为: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繁荣滋长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3

当然这种定义并不能完全视作通俗文学的圭臬,而其本身对通俗文学所作的划分也存在着一些争议,如“将四六骈俪的《玉梨魂》划入通俗文学范围,而将梁启超直至赵树理划入纯文学作家群体中。”【4

这其中涉及到所采用的标准不同,对于通俗文学的界定以及分类也就各有偏颇。“‘雅’与‘俗’之间的界限,标准是相当模糊的,难以把它们用统一的尺度区分开来”“‘雅’与‘俗’不仅其本身的含义难以说明,就是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有很大的主观性,含糊性”。【5】对于这个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本文无力多做探讨,故在学术界已较为认可的范围内,试着阐述雅俗文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演变与发展。

目前对于雅俗文学(或者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二者各为文学母体的“双翼”,它们各自发展又互相补充,即“双翼齐飞”、“双峰并秀”【6】。也有学者认为,二者的对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和主要动力。“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或称探索小说、文人小说、高雅小说)的对峙调适,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一种颇为重要的动力。”【7】这种“边缘――中心”的文学结构移动犹如一场“拔河赛”,“双方互有占便宜的时候,谁也别想把对方完全扳倒。与拔河比赛不同的是,小说艺术并没有在这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中原地踏步,而是悄悄地‘移步变形’。”【8

而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通俗文学(主要是通俗小说)最早的学术性著作,后代对于通俗文学的分类,多是沿着鲁迅的分类再做更为细致的划分。【9】不管怎样通俗文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也使我们越来越感到应该回溯到历史的初始阶段,重新梳理一下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发展关系。

 

一、雅俗未分的时期――小说的历史定位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10

对于“残丛小语”、“小技之道”小说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直未曾受到重视,可以说是“处在整个文学结构的边缘”,雅俗之分自然无从谈起,“有一个观念,从纪元前后起一直到十九世纪,差不多二千年来不曾改变的是:小说者,乃是对于正经的大著作而称,是不正经的浅陋的通俗的读物。”【11】或者可以说整个小说都被视为通俗文学。所以直到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古代小说也只是整体地被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来研究,并没有雅俗的区分甚至是“偏见”。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将清末的小说大致归为三类,如被归为狭邪小说的《品花宝鉴》、《青楼梦》以及溢美之辞甚多的《海上花列传》;被归为侠义及公案小说的《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侠义小说在后代的发展逐渐脱离公案小说并明显超过了其发展,就此也成就了中国文人的“千古侠客梦”;清小说末流史谴责小说的盛极一时但最终堕落为“黑幕小说”。这三类小说便是后世通俗文学的雏形,传统的“才子佳人”突破后花园的羁绊并及狭邪猖门的炎凉冷暖,“极摩世态人情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中国小说史略》),便最终发展为所谓通俗文学的言情小说;侠义小说一脉承继传统文化的精髓加之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发展为红极三、四十年代的武侠小说;至于谴责、黑幕小说则发展为社会小说,并最终与言情小说合流,称为“社会言情小说”。再加上直接学习于西方的侦探小说,共同形成了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四种类型。这其中当然有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还应该看到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

虽然如此,但真正使小说进入文学圈的是梁启超等人倡导并积极推行的“小说界革命”,并由此形成了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姑且不论梁启超们对待雅俗的态度和划分的标准,单看他们对于小说的作用和期望值便存在着一个有趣的悖论。在古代中国文学中,“小说之所以被认定为不够正经不够高雅,一是缺乏教诲功能,无法载道;一是缺乏审美价值,不够艺术化。”【12】而为了能使“无关风化”小说成为文学的新风尚,梁启超们便给小说赋予了新的使命,“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3】 “新小说”的理论家们将小说作为开启民智的手段,自然竭力要将小说抬高到“最上乘”的位置,并以此来否定传统文学的地位,而与此同时他们却陷入了“文以载道”的窠臼中。“梁启超虽然醉心于外来理论及佛家观念,但是儒家‘文以载道’的思想才是他小说理论的骨架”【14】这也为雅俗对立局面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林译小说”是最早使中国文学界接触到外国文学的媒介,此后便不断有译作出现,并蔚然成风。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雅俗的分野。因为在通常的理解中,“雅”的文学较多是直接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而产生的,与传统的文学联系较少,而“俗”的文学则是直接承袭了传统文学,间接受到外国文学的“冲击”。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五四时期雅俗对立局面的形成中具体阐释。

虽然新小说家们在理论上为小说做了大量的“辩护”,但理论的先行却是创作的滞后,梁启超们的“救世说”虽然抬高了小说的地位使之成为清末民初的文学风尚,也出现了由俗入雅的政治小说的风气,然而初见其雅,小说之风又陡转“回雅向俗”。【15

 

二、通俗文学的产生以及鸳鸯蝴蝶派的繁荣

 

“把小说推到极雅以至脱离读者大众的地步,一转过来,很可能就是极俗。小说发展中雅、俗的交替作用,就像钟摆运动一样,两边动作的幅度几乎相等。”【16】将小说绑缚于改良群治的巨大政治“意图”上,本来就有可能使小说偏离自身的发展轨道,物极必反。小说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作用也自然走上了“消闲”的实质。此时,形成了通俗文学的第一个崛起――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繁盛。这一派繁荣于民国初年的小说流派自觉的以“消闲”作为创作的宗旨,充分市场化、商品化、模式化,创作充满了趣味性与娱乐性,吸引了大量市民阶层的读者。因为不满于他们自哀自怜、众娱众乐的创作风格和自许的“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格调。后代研究者常常将“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17】,概括为这一派的创作的总特征。这其中当然存在着一定的偏见和社会误读,但言情小说为这一时代早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也确实不假。

徐枕亚的《玉梨魂》是创作于1912年的描写婚姻恋爱的小说,“骈四俪六,刻翠雕红”,故被称为“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文章虽然“肉麻”,但小说的创作却明显透露初受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影响,“结尾用日记交代故事,用后记的形式写叙述人事后的‘凭吊’,渲染了感伤苍凉的氛围”【18】。这种通俗文学的“现代性”的显露,使所谓的“旧派小说”明显表现出了与传统小说的不同,文体虽旧但“其命维新”,已经不能再将其简单地归为旧的小说的余续。

作为第一代职业作家,鸳蝴派作家自觉地将自身置放于文化消费市场,不断地在“拟想读者”与“实际读者”之间做着调整。而中国读者旧有的审美趣味,也并不能在理论家的疾呼倡导之下马上转型。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叙述情节的写作手法、文白兼有的表达方式,这些都构成了过渡时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读者大众的“期待视野”。但这种“期待视野”绝对不是传统小说的全盘接收,它一方面要继续发展小说“消遣”、娱乐,另一方面也不再单纯地欣赏后花园落难公子与温柔小姐的私定终生,这其中已掺入了现代社会的审美意识,包括对现代化的理解和现代都市的想象。正如《玉梨魂》一样,大部分鸳蝴派的言情小说仍是以旧有的章回体为框架,却不再是说书人的口吻,而大量采用西方的叙事模式,同时也开始关注“所谓现代的心理与意识形态”。【19

鸳蝴派的盛极一时绝不能单纯地视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流行,就好像“新文学”的兴起也不是凭空而来一样。这些“旧派”小说正是依托以现代都市的发展,通过文化消费市场而进入读者视野,在创作上也受到了西方的刺激……这些都表明了鸳蝴派的过渡的性质。同时鸳蝴派的这种过渡性质,及其对于文化消费功能的发挥又为新文学的产生准备了一些条件。

此时,即二十世纪初,通俗文学最先诞生,并以绝对优势的姿态独占文学界十多年。

 

三、新文学产生及雅俗文学对立初步形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打倒一切“旧的”姿态,掀起了一系列与“传统”决裂的狂潮,鸳蝴派作为旧派小说自然首当其冲。

“而卑污猥琐、芜秽陈腐、败俗伤风之作,几于触目皆是。盖其根本原因,实在一般人之视小说仍不脱‘闲书’之眼光。”【20】 “此派的小说,第一大毛病,是无思想。我望做这派小说的人有点觉悟;登这派小说的《小说月报》等机关,也要留意才好。”【21】“……他们的‘吟风弄月文人风流’的素志,游戏起笔墨来,结果也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只写了些小说,以自快其‘文字上的手淫’。所以现代的章回体小说,在思想方面说来,毫无价值。”【22】“凡当中国自身烂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23

在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批驳声中,通俗文学逐步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在理论上处于了“失语”的状态,而同时老牌阵地《小说月报》也在茅盾执编后彻底变成了“敌军的大本营”。虽然新文学在青年学生中大有“一呼百应”之势,但通俗文学并未消失于文学历史的舞台,它在不断发展中自我完善,并不断汲取着现代性的养料,且依然在市民大众中拥有牢固的读者市场。

新文学家往往不满于鸳蝴派或才子佳人或泼脏水的“旧思想”,亦否定其文言为文的旧形式,他们推崇西方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并一股脑的端来,从《荷马史诗》到泰戈尔、从易卜生到托尔斯泰,在新文学家们的眼中,西方的便等同于新的。同时,他们也斥“鸳蝴派”为“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周作人:《人的文学》)

一方面,新文学家们鄙视鸳蝴派的无聊消遣的创作内容,另一方面,他们也排斥鸳蝴派的文言创作。五四时期,对于用文言为文、章回为体的小说,即使是翻译国外的译著(主要是指“林译小说”),都一概被斥为旧的文化的“异样的挣扎”。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派小说确实具有的、由于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

虽然新文学家们在理论上已经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但其实这其中又隐藏着一个有趣的悖论,他们高呼着创作“平民文学”的口号,却又反对着“小市民文艺”;他们渴望用新文学的钥匙来开启民智,而他们创作出的作品却极少为大众所真正接受,一大批老派的市民读者市场仍然为“旧派小说”占领着。

理论家们惯常以否定当代肯定前代,来为自己的理论的发展找寻历史根源,“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不例外。“‘五四’一代作家,是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余波中崛起的,而且其直接的批判对象正是作为‘新小说’末流的鸳鸯蝴蝶派。不论是从确立一代人的历史地位,还是从突出一代人的文学追求,他们都有意无意地贬低乃至抹煞上一代人的功绩。作为局中人,这种潜在心理因素决定的历史视野的限制,或许是很难免的。可当你把眼光扩展到清末民初的文学改良运动,你就会发现,变革的根本动力很大部分来自中国内部。”【24

就在雅俗之争不可开交之时,一代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出现了。张恨水依然是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姿态步入文坛的,仅仅一部《春明外史》已预示了张恨水小说创作的前程,且在以后的创作中,他的小说高潮迭起,以至于研究者提出了“双峰并秀”的观点,即“在纯文学作家中,鲁迅是高峰;在通俗文学作家中,张恨水是高峰”【25】。

不管怎样,此时,即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雅俗分流、雅俗对立的格局初步形成。

 

四、雅俗文学互相渗透

 

雅俗对立的局面经过几年的发展,“‘五四’新文学这时已经完全站住了脚跟并进而成为真正的文学主流”,虽然“大规模地批判旧派小说和鸳蝴派文学的高潮已经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文学掌握了全部读者和文学市场。”【26】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并未取得自己“启迪民智”的初衷,大量的市民读者仍然被通俗文学占领着。

1930年,中国的‘武侠小说’盛极一时。自《江湖奇侠传》以下,摹仿因袭的武侠小说,少说也有百来种罢。”【27】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已经很难统计出当时通俗文学在文学市场的情况,但从茅盾的记述中,仍可看出:通俗文学依然拥有着不小的读者市场。这使得“五四”的“过来人”始终对新文学进行反省,通过一再的“大众化”讨论和创作尝试,如瞿秋白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鲁迅的《文艺大众化》、《门外文谈》,茅盾的《问题中大众文艺》、《连环图画小说》等,他们一致提倡运用“旧形式”和“大众语”,希望以此“将革命伸向群众”。然而这些理论指导下的作品,只是“虚拟的大众精神食粮。这仅仅是30年代‘雅’文学自觉向‘俗’移动的一种愿望罢了。”【28

同时,通俗文学在这一阶段也有自成一体的发展形势,社会言情小说以张恨水的创作为代表,他以现代都市社会为背景,用章回体的旧形式,讲述了一个个新旧交替的爱情故事,终于让论者承认了通俗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从《金粉世家》开始,张恨水的创作不断进行着新的尝试,最初以章回体的形式写非“鸳蝴派”的小说,在故事中尽力开掘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继而在《啼笑因缘》中提出“中国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道德心理相互冲突的主题。”【29

至于被评为“造诣之深,远在张恨水之上”的刘云若,则因其对人性的充分表现上,甚至被冠以“欲与曹雪芹、施耐庵比肩的小说圣手”。【30】虽然这种评价赞誉过高,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体现了刘云若较高的艺术成就。作为北派社会言情小说两座高峰的张恨水、刘云若,他们的崛起以及其作品中对现代性的表现都标志着通俗文学与现代性的进一步结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另一类通俗小说的发展独具特色、盛极一时,即武侠小说的发展。学界普遍认为: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分为三个阶段:19121922为萌芽期,19231931为繁荣期,19321949为成熟期。【31】比较当代武侠小说的盛况,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有着较为深刻的民族心理因素“用侠客纵横的江湖世界,来取代朝廷管辖的官府世界,这使得武侠小说不能不带虚拟的色彩。而小说中的‘江湖世界’,也只有作为虚拟的世界来解决才有意义。”“追求不受玩法束缚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此乃重建中国人古老的‘桃源梦’,而欣赏侠客的浪迹天涯独掌正义,则体现了中国人潜在而强烈的自由、平等要求以及寻求精神超越的愿望。”【32

由于通俗文学市场化商品性的特点,武侠小说更大程度上要适应读者的这种潜在愿望,这种“期待视野”,实现视野融合。特殊的时代背景催生出文学特殊的生存状态,武侠小说的繁荣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极其复杂的联系。

战火纷飞、硝烟四起、危机四伏,偌大的中国四面楚歌。文学将世界幻想化,化作一个个纷扰飘摇的江湖世界,现实的战争变成江湖的纷争,读者与作者共同创作了这个邪不胜正的幻想的江湖世界,妄图以此来表达其现实的愿望和所谓的“终极关怀”。这也促使武侠小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继续发展。

除去追求大众化的形式,这一时期,纯文学内部影响最大的恐怕是京派、海派的论争。而对于海派的划分和归类依然存在着很有趣的现象。“清末废科举之后,一批苏州、常州、扬州的落魄才子在上海洋场写鸳鸯蝴蝶派小说,被称为‘老海派’。”【33】“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沈从文语)所谓的“新海派”即被认为是“冲出了旧文学、旧小说的藩篱,让市民文学越过仅仅是通俗文学的界线,攀上某种先锋文学的位置”的上海现代派――新感觉派。如果单从文学的趣味性、娱乐性、商品性,以及其接受群体等方面来说,这一派的小说很大程度上可以算作通俗小说,但其表现手法与以前不径相同,运用了大量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鉴于其对于中国小说现代性方面的把握,故将其抬高至“雅”的位置。那么什么是“先锋”?如何界定其与“通俗”的关系?这恐怕又是一个复杂的难以说清的问题。但二者的逐渐融合却又产生了,下一时期雅俗难分的“新市民小说”。至于到“新市民小说”时,雅俗之间已难辨界限。

这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雅俗之间不再是“势不两立”的局面,二者的对立开始松动,甚至进入了互相渗透的阶段。

 

五、雅俗文学合流

 

抗战的爆发使中国文学进入了特殊的时期,文学突破了此前的观念的对立,即流派的对立、雅俗对立,开始向着同一的趋势迈进,国难的突显使所有的人关注起社会现实。同时地域的分割,又使文学呈现出地域性的特征,即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文学。而“新文学的通俗化也在此时提上了日程”【34】,通俗文学关注社会现实,大量采用现实主义的写法……这些都表明了雅俗合流的局面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的海派文学已转化为国统区文学,其自身的发展呈现出先锋与通俗共呈的特点,这尤以四十年代文坛奇女子张爱玲为代表。她的作品古今杂陈、华洋交错,历来被人称为“新鸳鸯蝴蝶体”、“新洋场小说”。她融古典与现代于一炉,关注现代都市女性的命运却赋予小说人物以古典的口吻。(夏志清曾指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人物的对话口吻,明显使对《红楼梦的》的模仿,她们说话的方式与小说的背景――三十年代的香港并不协调。)雅与俗的分野在张爱玲身上已很难找到界线,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呈现着相同的特点,如予且的新市民小说,苏青的女性婚恋小说,以及北方沦陷区梅娘的小说。这种化雅为俗还表现在国统区的作家,徐�和无名氏的创作上。他们也极力通过融合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来投合大众的审美心理习惯和欣赏品味。

解放区的纯文学通俗化显然受到政治的极大影响,但同时也显示出更为彻底的通俗化过程。差不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通俗文学已“变为解放区唯一的文学成就”【35】,以赵树理及山药蛋派为代表。不过对于赵树理的定位,学术界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他是纯文学队伍中通俗化的作家,一些学者认为他完全是纯文学作家,还有些学者认为他根本就是通俗文学作家。造成这种分歧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是否以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作为划分的标准。将其归为纯文学论者,多数是以所谓的内容为区分标准,“小说的高雅或通俗,关键不在于是文言还是俗话……可见文字障碍要以时代环境而论,决定纯、俗的关键还在于内容,通俗文学的职能是以‘娱心悦目’为己任而能与‘俗众沟通’者,因此,我们将四六骈俪的《玉梨魂》划入通俗文学范围,而将梁启超直至赵树理划入纯文学作家群体中。”【36】。当然近年来,也有学者以“广义通俗文学”的概念对此来重新定位。【37

这一时期,通俗文学的发展基本处于成熟期,越来越显现出现代性的特征,从纯文学中汲取营养,仍以张恨水为代表,如他在四十年代的讽刺小说《八十一梦》。同时,武侠小说的发展仍较为独立,也为后代武侠小说的再一次崛起埋下了伏笔。以王度庐的悲情武侠小说为代表,后人之大乘者(如金庸等人)也多是走这条一边写侠一边写情的路子。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雅俗文学的对立基本消解,雅俗逐渐合流。

 

结论

 

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但不管将二者的关系如何界定,它们之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别是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确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联,其中的发展脉络或隐或显。但是由于后来文学的发展受到政治的巨大影响,研究者往往忽视了这其中的重要意义,将历史的真实隐藏在了历史的对表述中。本文试图回溯到文学生长的原初状态,通过对那个阶段雅俗文学各自的发展情况以及相互的影响的简单梳理,希望能进一步展现雅俗文学即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特殊关系。

 

参考文献: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版社,1993.

李勇.《通俗文学概论》,苏州:苏州大学,1998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社,2003

徐斯年.《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范伯群.《张恨水研究和通俗文学理论建设工程》,《通俗文学评论》,19944

孔庆东.《通俗小说的流变与界定》,《文学评论》,1996.

注解:【1】【3】【4】【30】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页、第18页、第29页、第312.

       2】【15】参见陈平原.《通俗文学的三次崛起》,《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版社,1993.

       5】李勇.《通俗文学概论》,苏州:苏州大学,1998.

6】【25】范伯群.《张恨水研究和通俗文学理论建设工程》,《通俗文学评论》,19944月,第24.

7】【8】【10】【16】【2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9页、第275页、第96页、第109.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1】同【10.

1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

13】【19】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42页、第39.

14】参见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9.

17】【18】【26】【28】【29】【34】【3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1页、第92页、第337页、第338页、第341页、第540页、第551.

       20】《小说之概念》,【21】《今日中国之小说界》【22】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23】鲁迅.《关于<小说世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67页、第69页、第227页、第291.

27】茅盾.《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茅盾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68.

      31】参见徐斯年.《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2】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75.

33】杨义.《京派、海派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0.

36】同【4.

37】参见孔庆东.《通俗小说的流变与界定》,《文学评论》,1996.

 

致谢语:  本文从拟题到最后完成的过程中,得到了周宁老师的极大帮助和鼓励,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Headlin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Abstract:In this paper, I intend to compar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Generally speaking, they both have their own procedures, but there is an unclear clue between them.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we can have a precise idea about it. Ow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novels for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 I take the novels for instance in chief.

Start from the definition that is admitted by the most scholar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for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in the fron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first chapter gives a further definition and historical status about Chinese novels and popular literature.

The second chapter, the third one, and the forth one, give the mainly procedure and

promin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as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action.

Key Words: New literature  Popular literature  Pur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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